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
她亲手将孩子交给了别人，却用整整三十年的时光，才终于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。
1940年，上海静安寺路，张元和刚刚从鬼门关走了一圈，产后高烧让她整整三天昏迷不醒。顾传玠在她床前焦急守候，生死未卜，孩子刚出生，他心急如焚，甚至不敢合眼。凌海霞的到来，仿佛一道曙光。
她身着一袭素白的旗袍，手中捧着煮好的鸡汤，轻声说自己是来探望闺蜜的。她并非亲人，却比亲人还亲，张元和曾称她为“姐姐”。凌海霞说：“你现在不能动，我会把孩子带去我家，先照顾几天。”顾传玠犹豫不决，而张元和则点了点头，最后默默同意。
展开剩余89%那一天，孩子被带走，成为了“凌宏”。三天后，奶妈也被凌海霞带走，带走了孩子所有的东西，包括奶粉和衣物，所有的东西都送到了“凌家公馆”。张元和刚刚恢复，便打电话过去，却始终没人接听。顾传玠决定亲自前往探个究竟。结果，铁门紧闭，女佣冷冷回应：“小姐不见客。”顾传玠怒不可遏地吼道：“我要接回我的女儿！”然而，女佣却冷淡地答道：“凌小姐说，这孩子现在姓凌，叫‘凌宏’。”他愣住了，那个曾抱着孩子进门的女人，现在竟连门都不愿开。
1949年5月，上海码头乱成一片。传闻国军即将放弃上海，民众疯狂抢购去台湾的船票，一张船票的价格竟等同于一两黄金。顾传玠托了五层关系，总算弄到了两张船票，他并非为自己，而是为了自己的孩子。那时他已知晓孩子的所在，却始终无法把她接回。
凌海霞始终拒绝交出孩子，她甚至搬了三次家，孩子在学校的登记信息中显示为“私生女”，从不透露任何父母的消息。张元和曾去过两次，每次都被凌海霞请出门。她坚称：“你身体不好，孩子由我养，更加安全。”张元和无助地哭过两次，但始终未曾彻底撕破脸皮。她依旧叫凌海霞“姐姐”。
顾传玠最终忍无可忍，张元和劝道：“信她一次，她说会带孩子一起走。”于是，顾传玠将船票交给了凌海霞，恳求她：“你保证带她一起走？”凌海霞没有笑，只是轻轻点头。
船票交了，船终于启航。5月下旬，顾传玠和张元和站在甲板上，望着上海的岸边，四下无人，既没有熟悉的面孔，也没有孩子的身影。她没有来。
顾传玠那一刻当场跪倒，嘴里骂着，哭不出声。张元和扶着栏杆，昏厥过去。
1950年，上海，小学开学典礼上，“凌宏”站在操场上，她曾说自己爸爸叫“凌爹爹”，可是班里没人见过她父亲。她是全班唯一没有父母参加家长会的孩子。她曾问过：“妈妈呢？”凌海霞冷冷地答道：“你是我从小带大的，你没有别的妈妈。”凌宏不信，但也不敢再问。
有一次，凌宏高烧不退，胡言乱语中喊出了“顾”字。凌海霞急忙给她喝下一碗姜汤，温声说道：“以后不准再提这个名字。”第二天，家中的所有旧相册都不翼而飞。她十岁时，已知道自己不姓凌，却始终不敢反抗。
顾传玠渐渐变得沉默，张元和则日渐消瘦。她在台湾教授书法，他则在南部教授昆曲，他们聚少离多。提起“凌宏”，他们从不言及。每当节日来临，其他孩子的贺卡纷至沓来，而他们家中却始终寂静无声。顾传玠有时会拿起一张旧报纸，默默地看一小时，连翻页都不做。
有人曾问他：“你还唱《长生殿》？”他说：“唱，我唱给我从未见过的女儿听。”张元和回家越来越晚，梦中常会喊出“姐姐”，顾传玠知道，她心中始终放不下凌海霞。
他不怪张元和，他更怪自己没有足够的坚强。曾几度想过，要夺回孩子，但他知道凌海霞会拼尽全力阻止，孩子可能因此会陷入更深的困境。他曾写信给凌海霞，恳求她：“放过孩子，让她知道自己是谁。”然而，这封信一个月后原封不动地被退回，上面写着：“收件人不详。”
1980年，张元和已年满73岁，身体日渐衰弱，顾传玠也已去世十五年。一天，她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朋友转告的：“你的女儿在找你。”张元和的手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激动，而是因为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已经记不起女儿的面貌。她静坐片刻，终于开口问：“她说她叫什么？”朋友答道：“凌宏。”张元和轻声重复一遍，然后摇头：“那不是她的名字。”
三天后，张元和坐在客厅，凝视着眼前那位走进来的女人。她四十多岁，身材瘦弱，穿着灰色毛衣，手里抱着一本相册。她站着，没有打招呼，也不坐下，眼神中充满了防备、疏离和迟疑。张元和缓缓站起，心中想说“我是你妈妈”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那女人开口道：“我只想知道……当年为什么不要我。”张元和盯着她，久久没有言语。最后，她仅仅说道：“我没有不想要你。”她没有提起凌海霞，也没有提到顾传玠，她知道，再说什么都已太晚。
凌宏，或者说顾珏，是一个安静的人。她学习图书馆管理，从不在人前出声。她曾结过一次婚，但很快离婚，没有孩子，她说自己不相信“家”这个概念。
她从美国的社区档案馆查到了“顾传玠”的名字，那是在一份昆曲演出名单上。演出资料显示：“此人为民国最后一代艺人，1950年代赴台，卒于1965年。”她盯着那张泛黄的剧照，他穿着官服，画着花脸，眉目精致，仿佛瞬间将她带回了某个过去的瞬间。
张元和问她：“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？”她摇头：“我只记得，那个房子里不能喊‘爸爸’，不能提‘顾’字，不能哭。”她轻声说出这些话时神情平静，张元和低下头，开始颤抖。她明白，这个女人再也不会叫她“妈妈”了。
有人曾问过张元和：“你为何从不揭穿凌海霞？”她没有回答，但在晚年，她在一本旧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她不是我姐姐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。我嫁人，是她最不能原谅的事。我从未怀疑她夺走孩子是为了复仇，但我怕她不小心会把孩子也弄丢。”
这不是爱，而是掠夺，是掌控。凌海霞一生未婚，对外宣称“凌宏是收养的女儿”，但她强迫“女儿”称她为“爹爹”，不允许她穿裙子，不许她梳辫子，她说：“你是我养的，不姓顾。”她并不是母亲，而是她的主人。
她并非“恶人”。她为顾珏提供最好的教育，给她请家庭教师，教她拉小提琴，学英文。她在日记里写道：“这个孩子，是我命中唯一留下的东西，我不给她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她害怕孤独，却从未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。
1949年后，很多家庭分离。有的人选择远走，有的人选择留下。像顾传玠那样，倾尽所有积蓄去购买船票，只为托付一个不肯归还孩子的人，结果死后也未见到女儿一面，这样的事，不仅仅发生在他身上。那一代人对友情、亲情、伦理的界限太过模糊。凌海霞便是那个“没有边界”的人，她混淆了爱与控制、责任与报复。
顾传玠死前常说：“有些人不是不坏，而是好得太极端。”
张元和晚年仍有人探访，她不再教书，偶尔写字，偶尔唱戏。她最喜欢唱《埋玉》。唱到“梦魂沉醉处，化作彩云飞”时，她停住了，轻轻合上扇子。身边的人问她：“你在想谁呢？”她低声说道：“我想见他，但他没等到她。”
没人敢接话。
顾珏——不，她始终不愿再叫回这个名字。离开美国前，她把一封信放在张元和床头，信中只有一句话：“我不恨你，但我也不认识你。”她走上了飞机，什么也没带走，相册也留在了张元和的书桌上。第一页上是一张婴儿的照片，背面写着：“顾珏，1940年，三天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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